通信世界网消息（CWW）她坐在你面前，笑盈盈地说起往事，但说到激动处，眼神中瞬间泛出一种坚韧目光。她是李默芳，原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总工程师。
从军队复员到邮电系统，几十年一直奋斗在无线通信第一线，从制式规范到技术标准，从科研机构到运营商，李默芳经历了1G到3G的时代，是中国移动通信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正是这一代人，推动了中国移动通信事业的高速发展。
何以缘起
李默芳跟通信的渊源起于父辈。20世纪30年代，李默芳的父母就在延安的老三局工作。大学时，李默芳在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学习雷达系统。1970年大学毕业后，李默芳被分配到了兰州军区通信总站的无线连做技术工程师，后来又到通信总站的修理所从事无线电工作。
军区的工作和李默芳的理想有些差距，她回忆道：“那时候的机器都是美式装备，非常先进，也不会坏，我们更多的是修收音机。不过我要再待下去，上学的时候学的知识可能就用不上了，所以那时候我坚决要求回来，哪怕复员我也要回来。”军队转业要由国家统一安排工作，而李默芳的理想在通信业，所以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复员。
幸运的是，通信没有抛下那个热爱它的人，后来李默芳进入了邮电部电信传输研究所无线室移动通信组工作。虽然当时中国还没有移动通信，但李默芳和她的同事都在盼望和期待中国开展移动通信研究。那时，她翻阅了几乎所有国外的移动通信资料，翘首以盼能用到我国的移动通信中来。
“1985年左右，我所在的移动通信组突然接到一个任务，制定中国的移动电话网络技术体制。”李默芳心想，这可能是中国开始发展移动通信的信号。“那时候什么叫体制我们也不知道，就参考电话网络的技术体制，把它搬到移动这个领域来。”
李默芳回忆道：“当时人们认为移动通信是奢侈的技术，发展不会很快，但是从它问世以后，大家全都跌破眼镜。移动电话一上市就被一抢而空。这也和当时的大环境有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要发展，要吸收外国的资本和技术。外方考察放在第一位的是通信能力，因为他们要打电话出去，如果通信不行，那他们就不敢在中国投资。”
当时邮电部规划所预测，2000年中国的移动用户数将达80万，实际上到2000年，中国的移动用户数已经达到了2000多万。
图注：2000年，李默芳在一线调研网络建设情况
漫游难，用市场倒逼技术
自从移动通信进入市场以来，就有了竞争。美国通过竞争给用户带来利益，英国也是如此。李默芳道：“当时我们认为中国不能建两张网，想要制定自己的标准，但后来发现重做标准的代价很高，为此我们采用了英国的标准，哪怕标准是两个网络，但使用方便，不改标准也可以。”
但由于没有漫游标准，全国各个省之间没法实现联网漫游，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李默芳道：“当时电信总局的高惠刚局长很懂技术，他做了一项决定，一个省只能选一个厂家。当时有爱立信和摩托罗拉两个厂家，每个厂家自己的设备之间可以漫游，但是采用不同厂家设备的省份之间是不能漫游的，最后只有采用人工漫游计费的办法。”
李默芳举例道，假如广东人到北京出差，一个人需要同时有两个号码，在北京时用北京的号码，在广州用广州的号码，然后每个月用磁盘在后台处理。所以一般漫游的账单需要两三个月后才能到用户的手里。
1993—1994年，高局长把李默芳等人召集到一块，解决两个厂家之间的漫游问题。李默芳用我国的24位七号信号底这一层信令和美国漫游信令的修改版作为顶层信令，解决了漫游难的问题。她回忆道：“虽然厂商觉得复杂，但是中国的市场得按中国的要求办。最后我们终于把这个标准做出来了。我们通过自己理解，结合中国的情况，迫使厂家按照中国的标准来执行，这是第一次用市场倒逼技术，我觉得还是很成功的。”
不断完善的GSM
2G时代，美国和欧洲都有自己的标准，当时日本也想自己做标准。李默芳道：“根据我国当时的情况，我们选择的是欧洲的GSM标准。”
我国地广人多，每一个省的人口就相当于一个小国家的人口，号码资源非常紧张，需要预先分配。GSM标准符合我国国情，可以解决漫游的问题。但是1993年出现了一个转折，高通来到中国宣传CDMA标准，由于CDMA具有容量方面的优势，我国在标准的选择上有了动摇。为此，时任朱高峰副部长还派李默芳一行人出国进行考察，但最后市场决定中国采用了GSM标准。
在标准争论期间，一种无力感油然而生，李默芳心想，与其这样争来争去，不如干点实事。于是她离开邮电部电信传输研究所来到了中国移动，开始着手研究GSM标准。
她带着一帮年轻人，经过不断的努力和摸索，逐步完善了GSM标准规范。李默芳回忆道：“那时规范已经很成熟了，模拟还没连上网，GSM已经全部联网成功了。”由于李默芳在GSM中做出的突出贡献，她被授予世界电信组织GSMA杰出贡献奖。
图注：2001年，在法国戛纳召开的全球第六届GSM大会上，李默芳被授予世界电信组织GSMA杰出贡献奖
由于移动网络数据量的逐年增加，移动网络建立了自己的移动汇接局。但是随着移动用户数的增加，很快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大基站套小基站，干扰就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李默芳回忆道：“那时候我们最怕的就是接到吴基传部长的电话，他就是我们的一个质量监督员。他一打电话，肯定是某个网络又出问题了。质量有问题可不行，我们开始网络优化大会战。”
据李默芳回忆，在网络优化大会战中，最典型的案例发生在上海。那时候上海有四个设备厂家，有1800MHz和900MHz两种频段。四个厂家都想自己抢占份额，没有配合别人的意识。李默芳被指派到上海解决网络质量的问题，代表运营商跟厂家进行谈判，最终厂家同意进行合作。网络优化成为当时中国移动研究的重点，网络质量逐步提升后，用户数也在迅速增加。
合作、开放、共赢
后来，李默芳担任中国移动总工程师，她一直关注移动通信前沿技术的发展与研究和技术人员的培养。“中国移动通信的技术力量正在形成和壮大。”李默芳如是说。后来中国移动成立了研究院，展开超前技术研究。在国内刚刚开始2G网络建设的时候，李默芳就开始关注3G技术。
1990—1991年，中国开始参加国际电联移动通信相关的会议活动。国际电联为了研究3G，在SG8下面成立了TG8-1小组，李默芳得知这一信息后，积极地参与到TG8-1小组的各项活动中来。国际电联十分重视应用，TG8-1中的第一小组成员主要来自运营商，下一代标准从需求研究开始，李默芳道：“5G的研究也类似，首先需要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
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电联TG81会议上，国际电联主席特别赠予李默芳和曹淑敏一人一支笔，感谢他们对国际电联会议的支持。但标准的制定和完善，并非是一人之力可以实现的。在李默芳看来，标准是在应用中不断完善的。
钟情于通信，李默芳在退休后仍关注我国移动通信的发展。李默芳说：“任何一种无线技术在变成标准的过程中，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在信令方面。3G时代只有中国移动一家走TD-SCDMA的道路，如果继续这样，到了4G时代就会非常危险。5G时代，要走国际主流的标准路线，在国际主流标准中申请更多的专利，而不是自成体系。”这样的观点后来也得到了业内人士的广泛认可。
在采访最后，李默芳道:“因为互联网的突飞猛进，信息化发展迅猛，通信往往被边缘化，但通信作为国家的基础网络设施是非常重要的。未来的路还很长，通信人要面对的困难会更多，不过还是要坚定信心，学会合作，开放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