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定调通信业(1978年)
“我国通信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网络规模跃入世界前列,最基本的就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通信发展道路。”原邮电部吴基传部长1997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引导我国通信走上有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根本指针,是推动通信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1978年前后邓小平面对百业待兴的国内经济格局,一直在思考经济建设的突破口,并针对通信业的发展问题多次做出指示。这些指示将通信业确定为国民经济的先导行业,围绕这些指示形成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则引导我国通信业走上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相关文献显示,1978年12月,邓小平在日本友人的信件上批示,要重视邮电通信的发展。
1979年1月6日,邓小平在与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投资的重点,要用在电、煤、石油、交通、通信、建材上。”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规划的谈话中指出:“日本人士光敏夫来中国访问,我征求他对搞长期规划的意见,他希望把交通问题放在重要地位,其次是邮电通信,这确实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关系极大。”
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在视察广东、福建途中强调:“中国发展经济从何入手?要先把交通、通信搞起来,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
1986年8月19日至21日,邓小平视察天津时指出:“要研究投资方向问题,日本人说搞现代化要从交通、通信上入手,我看有道理。我们在这方面老是舍不得花钱。”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再次强调信息灵通是对外开放的必要条件,他指出:“实行封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吗?确实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邓小平还强调对基础行业的投入,他表示:“要坚持十到二十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这也是开放,在这方面胆子要大一些,不会有大的失误。”
“邓小平同志既实行对外开放又坚持走自己道路的思想,为我国通信业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吴基传1997年的文章总结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通信业飞速发展的原因,他说:“我们采取了‘引进技术设备、引进先进生产线、自主开发创新’三个层次的发展战略,从而使我国通信业跨越国外传统的纵横制阶段和同轴电缆阶段,仅用十几年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近百年走过的路程,推动了我国通信工业的发展。”
过去30年,主管部门在邓小平理论和国家有关政策指导下,实施适度超前的发展战略,不断抓住机遇,促进通信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我国通信业由改革开放初期的最薄弱环节,成为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统计数据显示,从1984年起,我国通信业年均发展速度达到20%以上;党的十四大以后的5年,我国通信业年均发展速度达到40%以上;目前,我国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用户均已占据世界第一位。
程控电话革命:代号“811”(1982年12月)
1982年,福建省福州市引进并开通万门程控电话系统拉开了我国通信业告别“摇把儿“电话时代的序幕,是我国通信业发展史乃至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
1979年底,福建省邮电管理局开始筹备这个当时中国通信建设方面最先进、规模最大、投资最大的引进工程;1979年11月20日,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以《闽革综951号文》批复,同意在福州引进国外先进市话通信设备,在福州先初装全电子自动交换机10000门。
根据工程主要参与者、原福建省邮电管理局引进办主任陈慧波的回忆,国际知名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如日本的富士通和NEC、美国的西电、瑞典的爱立信、法国的TMOMSON和CIT、荷兰的PHILIPS以及比利时的ITI都积极参与到这个代号为“811”的福州万门程控电话引进工程的竞争中。针对设备的选型、定型、比价、定价等问题,在1年左右的时间内,福建方面与八家厂商共经历了十几轮马拉松式的技术、商务谈判,最终按照“技术要先进、性能要可靠,既能适应目前的模拟通信网,又要适应未来的数字通信网,价格便宜”的原则,以国际市场平均一半的价格引进了日本富士通的F150交换系统。
“谈判过程非常艰苦,既要与厂家交锋,同时还要面对内部不同意见的争辩。”陈慧波介绍:“几乎与每个公司都进行了至少两三轮的谈判,日本富士通公司的谈判甚至达到五轮,而且往往一轮谈判就要耗去一个星期的时间。在协议、合同签字之前,为了一个字、一句话、一个条款、几百美元的出入,可能要磨好几天,而且话不投机,出现翻脸是常有的事情。”
与富士通的谈判虽然也出现过几次不愉快的经历,但双方最终达成一致。1980年12月9日,福建省人民政府《闽政综1561号文》对福州引进程控电话交换系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给于批复,同意引进日本富士通F150长市话合用的程控交换设备和分期引进一些附属的任选项目;1980年12月24日,福建省邮电管理局和日本富士通公司签订了项目合同。
按照合同的约定,富士通应向福州提供长市话合一的交换系统,但富士通提出这个方案不能按照约定时间交货,建议将长话和市话分为两个系统,福建方面虽然知道分为两个系统的好处,但考虑到价格会增加,没有答应。后来,富士通方面提出不加价,福建方面才接受富士通的建议。据陈慧波回忆,相关的设备1982年1月30日开始从日本横滨发货;同年4月12日设备安装完毕;同年11月27日零时电话正式开通,福州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开通万门程控电话的城市。
福州万门程控电话的引进和开通掀起了福建全省的通信建设热潮。1985年1月20日,厦门市邮电局引进的市话10000万门、长话300条电路数字程控电话F150系统正式投产开局;1990年9月25日,随着泰宁县长途电话交换系统的割接开通,福建省所有市、县全面进入国际、国内自动电话网时代,成为我国第一个实现县以上城市长途电话自动化的省份。福州万门程控电话的引进和开通也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效应,各地竞相效仿福建的做法,从而引发了随后十几年在世界上没有先例的跨越式发展。
上海贝尔开启合资先河(1984年1月)
按照邓小平理论的指导,结合改革开放最初几年的实践,邮电部认为,我国通信业必须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提高自己的设计和制造能力,并提出“国外直接采购-国内合资合作生产-国内自主开发生产”三个层次的通信技术发展战略。
在上述战略实施过程中,程控交换技术的引进是关系我国通信业发展全局的关键环节,是引进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确保引进并掌握程控技术,带动我国通信装备自主研发能力、水平,邮电部拟定了与外商谈判的三条原则:(1)引进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全数字程控交换系统和年产30万门的生产线;(2)引进程控交换机的核心——大规模集成电路生产线;(3)用部分产品返销来补偿技术转让和进口物资所需支付的外汇,实现外汇平衡。
由于当时“冷战”尚未结束,程控技术的引进首先遇到“巴统”(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总部设在巴黎,简称“巴统”)在高技术方面的封锁和限制。“巴统”成员国包括西方17个主要发达工业国的非官方国际机构,宗旨是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无论是在加拿大、日本,还是在法国、瑞典、美国,邮电部的考察团都遭遇到外方以“巴统”为由的婉拒,有关厂商表示,卖整机设备可以,但对于引进生产线、技术转让,特别是引进大规模集成电路,都是“不予考虑”的。上海贝尔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诞生的。
与欧美、日本的一系列谈判受阻后,经过分析、比较,邮电部将引进对象确定为比利时的贝尔公司。这是因为,其一,比利时虽是“巴统”成员国,但长期对华友好;其二,经过国务院、外经贸部、邮电部的多次高级别的访问和考察,双方的了解相对已比较深入,而且比利时贝尔公司对中方提出的技术转让持积极态度;其三,比利时贝尔公司的S1240交换系统技术上很先进、很超前,只是成熟度不如当时美国厂商的5号机和爱立信的10号机。
为了这个引进项目,中国进行了多方努力。仅在1978年,先后就有原外经贸部部长李强、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原邮电部部长王子刚和副部长李玉奎等访问比利时贝尔公司;1979年11月,李玉奎提出引进程控交换机生产线的意见;1980年7月,比利时贝尔公司代表访问中国,原则上同意中方关于技术引进的要求,正式谈判随后启动;1980年10月,双方签订谅解备忘录;1982年5月,邮电部科技委通过对S1240数字程控交换机的技术审议;1983年初,“中比合营生产数字程控电话交换系统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得到国务院的批准。
最初,双方商定将合资工厂设在洛阳,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与比利时贝尔公司的谅解备忘录也于1980年11月10日在洛阳签署;后来,中方考虑到上海地处沿海,交通条件、资金外汇融资条件、工业基础、人才条件等都比洛阳更有优势,决定将厂址改在上海电话设备厂(邮电520厂)。在正式合同签署之前,双方还就5个主要问题达成一致:1.中比双方合资建立中国贝尔(后改为上海贝尔)电话设备制造公司,中方控股60%,比方控股40%;2.S1240技术转让费为合资公司年销售收入的4.75%;3.S1240技术转让由比方负责获得“巴统”的许可;4.产品返销为年产量的30%,用于补偿外汇平衡,由比方负责,中方提供支持;5.520厂厂房转让由中方负责。1983年7月30日,正式合同由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总经理马生山、比利时贝尔公司总裁范戴克、比利时驻华大使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1984年1月,中国通信业历史上第一家合资企业“上海贝尔电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通信技术设备进口减免关税政策(1986年5月)
1985年5月16日,国家海关总署、国家经委、国家财政部(85)署字第297号下发了贯彻执行《关于推动国营企业技术进步若干政策的暂行规定》(下称《暂行规定》)的通知,《暂行规定》第三条规定:“通信、港口、铁路、公路、机场引进的技术、设备(飞机、车辆、船舶除外),也可以享受技术改造的税收优惠待遇”。
《暂行规定》执行一年后,显示出对我国通信、港口、铁路、公路、机场的技术改造的积极促进作用。为进一步促进我国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发展,以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并贯彻保护国内工业发展的原则,经过有关部门的研究,国家对“七五”期间进口的通信、港口、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所需的专用设备的税收优惠问题做出新的规定,国务院授权国家经委于1986年5月26日印发《关于进一步控制机电产品进口的报告》的通知(经进(1986)302号文件),对技术改造项目进口设备减免进口税的办法做出详细说明。
上述通知对“进口通信专用设备准予减税品种表”所列的各种机器、设备,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核批准,不分地区(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除外)一律按法定税率减半征收进口关税和产品税(或增值税),未列入“品种表”的机器、设备则一律不予减税。
DS-2000研制成功(1986年9月)
邮电部于1978年下达了“程控电子市话万门局会战项目”,邮电部第一研究所(简称“邮电部一所”)承担了该项目交换总体、话路系统和软件的开发任务。1980年,福建省福州市引进日本富士通F150程控数字交换机,邮电部一所派出多名主要技术人员参加该引进项目的技术谈判、生产考察、人员培训和开通测试的全过程;1983年,邮电部与比利时贝尔公司签订S1240程控数字交换机生产线引进合同后,邮电部一所又派出众多技术骨干到比利时学习,并参与上海贝尔的创建;通过参与引进,并且消化吸收,邮电部一所对程控数字交换机从系统结构到单元组成、从硬件电路到软件流程、从接口特性到信令协议、从控制方式到系统可靠性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全面地认识和深入地了解,这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程控数字交换机DS-2000的研发奠定了基础。
1983年10月,国家计委下达了“DS-2000程控数字电话交换机”研制任务,该任务是“六五”期间一个重大的攻关项目。邮电部一所集中该所电话交换研究部中从事交换机研制的百名技术人员,还抽调了其他部门的相关人员,建立攻关队伍,共设立总体、用户级、选组级、操作系统组、应用软件组、微机组和机构组7个攻关小组。在1983年10月以后的3年时间内,邮电部一所在相关单位的协助下,完成了DS-2000的总体方案制定,软、硬件的设计开发,开通了我国第一步程控数字交换机的科研样机。
1986年9月,邮电部召开DS-2000程控数字交换机科研样机部级鉴定会。在原邮电部副部长宋直元的支持下,邮电部科技局组织的专家组针对DS-2000程控数字交换机科研样机的12个方面共计310个项目进行了全面、严格的测试和检查,鉴定结论为,“总体设计可行,研制是成功的,在我国是首创的,标志着我国已经掌握国外八十年代初程控数字电话交换机的主要技术,为我国程控交换机国产化,改变完全依靠进口的局面和研制适合我国国情的万门程控交换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是我国电话交换机技术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DS-2000科研样机通过鉴定后,邮电部一所生产了两台交换机,参加“程控-光纤联合工程”实验,其中一台500门交换机安装在中南海,另一台2000门交换机安装在国家计委。这两台交换机接入北京电话网的实验结果是——交换机能够与电端机、光端机正常配合,进网各项功能包括:本局、入局、出局、长途、国际全自动及各种特种业务等全部正常。这次实验增强了我国小批量生产DS-2000交换机的信心,为通信网提供我国自行研制和生产的程控数字交换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7年,经国家计委批准,邮电部继续下达了“六五”科技攻关成果DS-2000程控数字交换机工业性实验的任务,该任务由邮电部一所和邮电部第十研究所共同承担,实验年限为两年半;1990年,DS-2000工业性实验结束,实验不仅完成了软件开发中心所需的基本软、硬件环境的建设,具有年产不低于50个局交换机的软件生产和支援能力,而且完成了年产十万门能力的硬件生产线;1990年5月,邮电部在DS-2000交换机工业性实验项目的鉴定报告中指出,“经过一定规模的实际生产考验,证明这个项目的工业性实验是成功的,生产技术上有了重大突破,为我国重大容量程控数字交换机实验和生产奠定了基础”。
广东率先开启我国移动通信时代(1987月11月)
第一代移动通信系统是模拟移动通信系统,采用FDMA制式,为蜂窝结构,以模拟电路单元为基本模块实现语音通信,可以在重复利用频带的基础上,实现大区域覆盖和移动环境的不间断通信。模拟移动通信系统以美国的AMPS(IS-54)、英国的TACS和北欧的NMT450/900为代表,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迅速发展。美国AMPS标准于1979年研制成功,并很快在北美地区投入商用;英国TACS标准是在APMS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1983年1月开始应用于英国本土,1983年7月由英国DTI(工商业部)批准为新型的移动通信系统。
1984年,当时的电信研究院传输研究所接到邮电部的任务,要求开展对移动通信技术的研究,于是,一个12人左右的移动通信组在电信研究院传输研究所成立。经过审慎研究,我国于1987年确定以TACS制式作为我国模拟制式蜂窝移动电话的标准。同年,广东省决定发展TACS模拟蜂窝移动电话系统,但面临系统选型的问题。当时,进入中国市场的模拟蜂窝系统提供商有两家——一个是爱立信,一个是摩托罗拉。搞交换的技术人员看好爱立信,认为爱立信的产品性能好;搞无线的技术人员看好摩托罗拉,认为摩托罗拉的设备可靠性强,争论非常激烈。为统一意见,邮电部还在北京牛街的一个招待所里召开过一次专门的会议,最后决定采用爱立信的设备,以确保广东模拟蜂窝移动网顺利开通。
1987年1月,广东省邮电设计所完成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蜂窝移动电话工程广州地区移动电话网工程(A)的初步设计方案;1987年3月29日,广东省邮电管理局与瑞典的爱立信草签了珠江三角洲移动通信设备供货合同;1987年11月18日,在第六届全运会开幕前夕,我国第一个TACS模拟蜂窝移动电话系统在广东省广州市建成并投入商用,首批用户700个。
为配合广州“六运会”,广东邮电局下属的无线分局推出第一批共100部模拟移动电话,现任广东中海集团董事长的徐峰成为中国通信业历史上第一个手机用户。当年,俗称“大哥大”的模拟终端的价格在20000元左右,入网费为6000元,市话费为每分钟0.5元,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用得起的。
我国选用的900MHz频段的TACS系统主要引进了摩托罗拉(A网)和爱立信(B网)的交换机、基站、控制系统等设备,1995年底,A网覆盖的21个省市和B网覆盖的15个省市实现自动漫游,形成真正的全国联网。但是由于模拟系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比如频谱利用率低、通信容量有限;通话质量一般;保密性差;制式太多、标准不统一,互不兼容;不能提供自动漫游;不能提供非话数据业务等,模拟系统逐渐被各国淘汰。2001年5月,中国移动在全国启动模拟网转网工作,并于2001年12月31日关闭模拟移动电话网,从此中国移动通信进入到全数字时代。不过,模拟移动电话系统的出现,依然是中国通信业发展史上一次重大的革命,它有力地推动我国通信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