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世界网消息（CWW）5月21日，近20家中国媒体联合采访了华为创始人任正非，采访中，任正非神态放松、心平气和，讲话充满了自信、善意和感恩，但对美国政客的“紧急状态”令，不但毫不示弱，更是无所畏惧。这几天，该采访内容被全球媒体刷屏，得到了各种赞扬，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赞扬中大多是一些情绪化的表达，很少看到媒体和专家对任正非讲话中“灼见真知”观点做出分析。笔者发现，这位中国教父级企业家在采访中提出很多“灼见真知”的观点，需要我们去深刻地分析与反思。笔者以为，在整个两万多字的访谈中，任正非最具有“灼见真知”的观点就是“教育、科研、创新“。
按照任正非的判断：”中国将来和美国的竞赛，唯有提高教育，没有其他路。“ 这句话中的”唯有提高教育，没有其他路“意味深长，值得国人深刻反思！任正非并没有高谈阔论如何搞好”教育“，而是提出了把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作为抓手。他提出，最主要还是要重视教师，因为教师得到尊重了，大家都想做教师。他特别强调，只有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提升了，才可能使得教育得到较大发展。任正非讲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的父母都是乡村教师，在贵州最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从事乡村教育工作，父母这一辈子做教师的体会对孩子们的教育就是一句话：“今生今世不准当老师”，如果老师都不让自己的孩子当老师，国家是后继无人的。
在谈到科研时，他特别提到了美国的《拜杜法案》对华为科研体制的影响。任正非指出，我们在全世界有26个研发能力中心，拥有在职的数学家700多人，物理学家800多人，化学家120多人。我们还有一个战略研究院，拿着大量的钱，向全世界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撒胡椒面”，对这些钱我们没有投资回报的概念，而是使用美国《拜杜法案》原则，也就是说，受益的是大学。这样，从我们“喇叭口”延伸出去的科学家就更多了。
在谈到5G标准与华为的渊源时，他讲了一个极其经典的案例：大家今天讲5G标准对人类社会有多么厉害，怎么会想到，5G标准是源于十多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的一篇数学论文？Arikan教授发表这篇论文两个月后，被我们发现了，我们就开始以这个论文为中心研究各种专利，一步步研究解体，共投入了数千人。十年时间，我们就把土耳其教授数学论文变成技术和标准。我们的5G基本专利数量占世界27%左右，排第一位。土耳其教授不是华为在编员工，但是我们拿钱支持他的实验室，他可以去招更多的博士生，我们给博士生提供帮助。
任正非还讲述了日本一个案例：我们在日本支持一位大学教授，他的四个博士生全到我们公司来上班，上班地点就在他的办公室，而且他又可以再招四个博士生，等于有八个博士帮做他研究，所有论文等一切都归属他，不归属我们。如果我们要用他的东西，需要商业交易，这就是美国的《拜杜法案》原则，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喇叭口”，延伸出更多的科学家。
任正非在采访中两次提到《拜杜法案》对华为科研体系的影响，那么什么是《拜杜法案》？《拜杜法案》为什么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借鉴？1978年，位于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的一位教授找到该州的资深参议员博区·拜（Birch Bayh）请求协助。学校获得了多个政府资助的项目，但由于“谁出资、谁拥有” 的政策，研发的成果，不仅收益权归政府，而且一切的后续性研发也不可以由发明人独享，这导致大量科研成果闲置浪费。
对此，美国国会参议员Birch Bayh和Robert Dole共同提出了一个法案，这就是对美国科研体制影响力最大的《拜杜法案》，这也是the Bayh-Dole Act（拜杜法案）名称的由来。
《拜杜法案》1980年获得国会通过，1984年又进行了修改，后来被纳入美国法典第35编(《专利法》)第18章，标题为“联邦资助所完成发明的专利权”。《拜杜法案》规定，凡是使用政府科技或企业资本投入产生的成果，其知识产权获得的收益“一分为三”：1/3归学校或公司，1/3归研发团队，1/3归负责转化成果的中小创新企业。
在《拜杜法案》公布之前，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因为西德、日本的崛起和技术优势的失落，常常陷入到极大的失落和不安当中，1979年，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傅高义出版研究专著《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触到了美国的痛点，成为了当年的畅销书。《拜杜法案》公布之后，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从1978年的5%在短期内翻了十倍，就此美国在十年之内重新回到了世界科技的领导地位。《拜杜法案》特别引发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制度的变革，比如斯坦福大学创立的技术许可办公室（OTL），在各个高校复制推广。1981年，美国高校的技术许可收入只有730万美元，而到了2008年，其规模已超过34亿美元。
《拜杜法案》成为了美国的第一个全国性质的知识产权政策，同时也是国际公认的技术转移政策经典。为此，《拜杜法案》被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评为美国过去50年最具激励性的立法，这也是美国从“制造经济”转向“知识经济”的标志。2016年2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谈及科技成果转化时指出：“美国搞过一个《拜杜法案》，这对美国的创新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撬动作用，像这样的国际经验要好好研究。“
在谈到“自主创新”时，任正非表示：芯片砸钱不行，得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但是我们有几个人在认真读书？博士论文真知灼见有多少呢？这种状况下，完全依靠中国自主创新，很难成功。为什么不跨国创新呢？可以在很多国家中建立创新基地。他认为，如果能够真真实实把优秀人才引进来，对我们改革是好的。如果还是强调自主创新，就会浪费非常多宝贵时间。
任正非指出，自主创新作为一种精神是值得鼓励的，站在人类文明的基础上创新才是正确的。所有科学家都是自主创新，为什么？他们做一些莫名其妙的题目，谁也搞不懂。但是我们要看到，科技创新是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的，比如我们的海思并非从源头开始自主创新，也给别人缴纳了大量知识产权费用，有些是签订了交叉许可协议，有些协议是永久授权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别人的基础上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创新。
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我们强调自主创新，绝不是关起门来搞创新。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创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加快流动，各国经济科技联系更加紧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孤立依靠自己力量解决所有创新难题。”
作者：王春晖，教授，南京邮电大学信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院首席专家，我国知名信息通信战略与法律专家，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通信学会网络空间安全战略与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互联网协会应用创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研究会常务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