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世界网消息（CWW）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程。70年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国人民及海内外华人同胞的共同努力下，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70年间，我国的邮电通信事业有播种，也有收获；有曲折，更有辉煌。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华儿女正式踏上了实现民族复兴梦想的伟大征程。
“中国人的通信手段完成了从原始到现代的巨大转变，通信的使用范围也从人扩展到物，行业从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一跃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行业，并为我国创新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年过八旬的原邮电部部长、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回顾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信息通信沧桑巨变，情真意切，慨然万千。抚今追昔，挖掘通信历史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往事，既是对历史的回望，也告诫我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原邮电部部长、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
孕育篇
1949年，邮电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发轫
新中国的邮电事业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孕育，与新中国一起诞生、一起发展，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宝贵事业。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邮电通信业网络规模小、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工作效率普遍较低，通信基础非常薄弱。据资料记载，1949年，全国25%的县没有邮政局，90%的县没有电信设施，全国仅有31万门市内电话，2000条长话电路，省会联系主要靠无线电台。当时的通信基本是为党政军领导机关服务，邮电部肩负着在如此薄弱的基础上组建新中国人民邮电事业、建设全国邮电通信网络的艰巨任务。
1950年，我国开始实行邮发合一和邮电合一经营管理体制，同年9月，经政务院批准，邮电部机关机构作了调整；1952年，根据中央《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机构与任务的决定》，同年9月16日，邮电部作出关于紧缩大行政区邮电管理局机构的决定，同年11月1日，各大行政区邮电管理局由原来的一级管理机构，改为代表邮电部检查督导与联络性质的机构，各省邮电管理局改由邮电部直接领导。
经过1950-1952年3年经济恢复时期的努力，邮电部门迅速统一了全国邮电的管理，邮电事业很快恢复并有所发展。经过3年时间，明线干线增长了24%，长途话路增长了31%，电报电路增长了48.3%，市话交换能力增长了48.3%。到1952年底，经济上不仅不要政府补贴，还略有盈余。
随后，邮电部门对通信网络进行了有计划的改造扩建，采取“重点建设、照顾一般”和“有线为主、无线为辅”的方针。第一个五年计划末，全国邮电固定资产原值达到14亿元。为了适应邮电事业的持续发展，“一五”计划期间我国邮电施工设计、邮电科研等支撑体系的建设也逐渐提上日程。在通信前辈的艰苦努力下，我国迅速建立了新中国通信行业的体系，为我国通信发展打下了基础。
改革篇
发展遇瓶颈，靠政策打翻身仗
“一问电话二问路，三问项目四问住”这是1978年在深圳流行的一句顺口溜，它不仅描述了改革开放以后外商考察投资环境最关心的几大问题，更直接地反映了通信服务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是一部非凡的戏剧，在这部没有蓝图的戏剧中，通信无疑是主角之一。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电信网络规模小、技术层次低、通信质量差，与商品经济日趋活跃的客观需求相比，电信通信能力存在着巨大差距。1978年，9亿人口的中国只有电话交换机406万门，其中自动交换机116万门，尚不及仅400万人口的香港地区；1978年，我国固定电话用户数量仅为192.5万户，电话普及率才每百人0.38部。在率先开放的沿海地区，说起“打电话难”，外商急、局长苦、市长催、百姓怒再常见不过。
通信与交通、能源一起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三大瓶颈”，1980年3月和1984年2月，邓小平在关于经济发展规划、特区规划和增加对外开放问题的两次谈话中，都提出优先把交通、通信搞起来，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
图注：1997年8月26日，时任邮电部部长吴基传宣布，
我国所有县以上城市实现电话交换程控化、交换机总容量超过1亿门
经济特区的成立和14个沿海城市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外商热心考察，政府热诚接待，项目趁热打铁，一拍即合，但等到外商想与上司或公司联络的时候，却发现电话怎么也打不通，只能到香港去打长途。一些几百万、几千万的投资项目常常无果而终。
一位澳大利亚的外商到大连考察投资，项目、地方看好了，需要挂国际长途向老板报告。当时，我国到澳大利亚的国际电话没有直达电路，要通过人工台从欧洲转，一个挂澳大利亚的长途3天都没接通。现在讲起来年轻人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如今须臾离不开的手机、电脑、QQ、微信等各种通信工具在全世界都可以随时随地沟通。然而，这就是当时的现实，“电话”成为我们经济发展的阻碍。
这件事惊动了大连市长，外商也一直担心联系不上老板会不会被“炒鱿鱼”。要让外国人来投资办厂，首先就要把外国人的通信问题解决了。这种情况下，国家专项拨款1亿元建设资金，解决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自动转报、自动发报问题。意思是电话一时解决不了，至少能让外商发个电报吧。但邮电部拿着这笔钱也没有直接购置设备，而是采取租赁方式，因为租赁可分期付租金，这样可以多租几台设备。资金无疑是发展通信的关键之一。
这个时期，国务院高层也开始给予邮电空前的关注。1982年，“加快通信发展”首次写进了党的十二大报告。国家开始“政策倾斜”，中央提出“靠政策打翻身仗”，各地也想了很多办法支持。同年2月，“17部委论通信”会议的召开确定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一、原则上同意提高对邮电事业的投资比重、提高通信设备折旧率，责成有关部门落实，并决定先解决沿海城市通信建设的3300万元；二、邮电部门的利润和外汇收人的自留比例，分别由原来的80%和60%提高到90%，也即改为“倒一九”分成；三、邮电部门已建的微波电路可以开放国内电报、电话业务；四、同意利用国际卫星信道，组织国内边远地区通信；五、市内电话和管道建设纳人城市建设规划；六、原则上同意收取邮电附加费等；七、由银行以低息贷款等多种方式，支持邮电部门在北京、上海等地使用程控电话交换机等新技术。
此时的通信更多服务于改革开放的经济建设，到“七五”末期，每年因政策而形成的邮电建设资金已相当可观，占到全年总投资的75%左右。“三个倒一九”、收取初装费、附加费等政策在执行的十多年中，部分解决了通信发展的资金来源问题，对邮电的大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市话：三步并一步，程控渐成燎原之势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国通信建设的速度明显加快，但由于历史原因，电话发展一直严重滞后，如何选型成为彼时邮电部决策的重中之重。
电话设备的核心是交换机，电话系统的通话容量、质量，很大程度取决于交换机的技术水平，交换技术主要经历了人工式、步进制、纵横制、准电子、程控五大阶段。世界首部程控交换机在1970年由法国人研制成功，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拥有了成熟的机型投入运营，随后程控化步伐开始加快。
我国的电话发展起步并不晚，算起来也有近百年的历史，但发展很慢。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通信设备的生产总体上还处在机电技术阶段，而且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国产的纵横制设备才刚刚趋于成熟并开始产业化。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关注程控交换技术的发展，逐步认识到程控化是方向，也开始筹备个别大城市引进程控电话交换机，但当时我国对程控技术的掌握几乎是一张白纸，是按部就班还是一步到位上程控，如果上程控是普遍上还是局部上？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外汇从哪里来，设备能否兼容？大家的意见很不统一。
在当时，福建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省，1982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套万门程控电话交换系统在福州开通了，为中国当代通信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夜之间，福州的电话通信水平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一下子从第二代的步进制跃升到国际上还没有普遍采用的第五代全数字程控交换。
时任邮电部部长文敏生一向注重调查研究，1983年2月，他带着困惑和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先后调研了几个省，跑了30多家单位，没有答案。当他来到福州，走进从富士通引进的万门程控交换机机房，亲身感受到新技术让打电话通得快、音质好，上规模，围着交换机转了一圈又一圈。福建引进万门程控的实践为文敏生解开了重重疑惑，同时，福建引进的第二个万门程控项目——厦门万门程控的实施也已近尾声。进一步的调研结果，使文敏生更加坚定了信心。
随后，邮电部在全国推广福建模式，快速解放了电话的生产力。福州一步到位上程控的经验普遍推行后，很快在全国形成了电话发展“三步并成一步走，一步到位上程控”的局面，一举突破了我国电话发展的困境。
“引进、消化、创新”奏响跨越三部曲
“一步到位上程控”对国有通信设备制造业产生了巨大的挑战。因为当时我国的通信设备制造业刚刚掌握纵横制交换机的生产技术，对先进的程控技术知之甚少。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国内科研和工业的后续发展，走市场换技术的道路，加快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最后形成我国自己的研究和创新能力，在更高的起点实现通信装备的现代化和国产化。因此，邮电部决定走“先引进、再消化创新”的路子。
引进程控技术和生产线的决策出台后，究竟引进哪种机型、与哪个国家进行合作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当邮电部陆续派出考察团分赴欧美、日本，满怀激情地开始行程万里的“引进之旅”时，中国代表团却受“巴统”影响，频吃“闭门羹”。天无绝人之路，中国代表团在比利时有了意外的收获，确定引进比利时的S1240交换机，经过反复谈判，中比双方正式签订了中比合营上海贝尔公司的合同，这开启了中国电信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航程。
上海贝尔电话设备有限公司是中国第一个制造程控电话的中外合资企业，由中国邮电部和比利时贝尔电话公司(后改为阿尔卡特集团)合资组建，中方控股。上海贝尔的成立不仅拉动了国内制造业的发展，而且增强了科研实力，解决了自有知识产权，经济效益可以说立竿见影。S1240交换机没投产的时候，引进1线程控交换机要200美元以上。投产之后，立即降价为80美元/线，上产量之后，降为50美元/线，此后陆续下降到10多美元/线。更重要的是，同样的先进设备，由于中国话务量大，对技术创新产生了新的需求，这使得中国的通信设备产业开始有了差异化竞争力。
因为S1240交换机基础的知识产权是国外的，但中国的用户分配和国外的用户分配不一样，这个创新技术的知识产权就是我们的。上海贝尔后来成为亚洲年产程控交换机最多的公司，带动了我国通信设备制造业“巨大中华”(巨龙、大唐、中兴、华为)的程控交换产业的群体突破。S1240交换机成功的引进确确实实给解决了打电话难的问题，为推进改革开放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奠定了中国的通信制造产业腾飞的基础。
长途：干线“长梗阻”，“八纵八横”蓝图绘制
长途通信一直是中国通信的滞脉之痛，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活跃，长途通信的需求不断上升，长途通信的薄弱问题陡然凸显。资料显示，20世纪80年代末，全国邮电业务流量急剧向东南沿海倾斜。1988年上半年，东南沿海地区一条电路每月的去话量是全国长途业务平均量约800张的5倍。跨省市跨地区的长途通信业务更是爆发式增长。
有一组数据至今令人难忘，在深圳长话机房，拨叫成都的长途电话，300次只能接通5次，拨叫东北的长途电话，忙时接通率只有1.2%。干线，干线！这个词组如同急促的战鼓，让邮电从业者寝食难安。
当时的福建省邮电管理局，提出了“打通干线，就是解放自己”的口号，“串通”了临近省份的同行，合作搞了长途通信干线建设的“越界行动”，以疏通临近省份的通信。
对这一管理权限上“越界”的行动，邮电部作出更加积极、科学和前瞻的回应——干线建设必须加强战略规划，大规模干线建设首先从矛盾最为突出的东南沿海抓起，要从全国全网的战略布局着眼，立足21世纪，由邮电部统一组织建设一条大容量、多芯数、高标准的光缆大通路。
在中国通信建设的历史上，这是一项规模空前的干线通信工程项目。1989年12月，南沿海直埋光缆工程规划正式上报国家计委，光缆全长2800余公里，途径59个县以上城市，投资近4个亿，敷设24芯光缆，建成初期即可为沿海地区提供8万多条长途电路。
就在工程即将实施时，光缆的具体路由在浙江境内的走向却出现了不同意见，不同的意见报到了邮电部党组，引起了部领导的高度重视。经过多年的努力，1994年5月，由吴基传签发公布的《全国邮电“九五”计划纲要》首次系统地提出：到20世纪末，我国将全面建成“八纵八横”、覆盖全国省会城市和重点地区、连通世界的光缆传输骨干网。
在这个骨干网中，各主要省会级城市都有两条或者两条以上的光缆干线交叉经过，而一些边疆或沿海地区的较重要的县都已被直接纳入网络。兰州经西宁至拉萨的“兰西拉”光缆，是“八纵八横”中施工难度最大，也是条件最艰苦的工程。穿越千里戈壁，翻过昆仑山和唐古拉山，经可可西里无人区，涉长江源头，超过海拔4500米“雪线”的地区有800多公里，被称为“死亡地带”的施工禁区比比皆是。
这样的海拔高度，用人力开挖出1米多深的光缆沟，敷设数千公里的光缆，无异于对生理极限的挑战。有人曾预言，兰西拉光缆是一项出“烈士”的工程，此话绝非危言耸听。某部19岁的战士周光远，因强烈的高原反应和长时间高强度的体力透支，永远地倒在了兰西拉光缆工程的建设工地上。他的父亲和哥哥来到现场祭奠后，接过烈士生前的工具，抡起了铁镐，为“兰西拉”再出一把力。
1998年8月7日，在被人称为“生命禁区”的青藏公路最高点——海拔5251的唐古拉山口，兰西拉光缆竣工纪念碑落成，吴基传和参建干群、官兵出席庆祝仪式。1998年底，总长7万多公里，覆盖神州大地的“八纵八横”光缆干线网络正式竣工。“这一光缆网络到现在都是世界最先进的，不仅从根本上缓解了通信干线的紧张，也为21世纪中国互联网的腾飞提供了强大的、可靠的基础设施保障。”
今天的光纤到楼、光纤入户，基础就在于20年前建成的世界先进的国家光纤传输网络。光纤容量大，传输成本很低，这让中国的网络传输一起步就站在了国际同行的制高点。
图注：1998年，“兰西拉”光缆工程竣工开通仪式
移动电话：“大哥大”走向大众化
1998年“八纵八横”长途干线网络的建成，程控交换机的大规模应用，促进了电话的快速发展，固话和长途电话发展已经步入规模发展的快车道。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人们对流动性信息的需求日益旺盛，现有通信网又显现出新的不适应。
相比已有百年历史的固定通信，移动通信算是高科技的新生事物。就在我国改革开放启幕的1978年，美国芝加哥开通了世界第一个移动通信系统，次年日本建成了全球第一个蜂窝移动电话网。移动通信实现了人类随时随地自由沟通的梦想，惊艳了世界，也引起了改革开放中奋起直追的中国的关注：1987年广东开全运会时，由于固定电话来不及发展，就引进了瑞典的第一代模拟移动电话，就是俗称的“大哥大”，最初的目的就是满足广东当时“三来一补”企业一部分人的通信需求。
到1993年，移动通信进入中国第六个年头时，中国的移动电话用户还不过30万户。在世界其他国家，移动通信的发展也徘徊在“豪华门”下。
当时一部“大哥大”价格在2万元左右，入网费6000元，每分钟通话费5毛。对于平均月收入不足百元的普通百姓就是天价了。即便这么昂贵的费用，电信局经营“大哥大”业务还要亏损。
面对移动通信发展缓慢的现实与广大用户的迫切需求存在的巨大落差，吴基传于1993年出任邮电部部长后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他有感于邮电系统长期“以我为主”，对市场需求洪流不敏感，对新的通信手段变化没有紧迫感，提出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高起点、高速度、超常规发展。他深入东莞、番禺、珠海、深圳、汕头等地调研，了解到模拟通信频谱利用率低、联网漫游困难的现实，摸清了移动通信进入中国六年没有飞速发展的症结所在——高高在上的门槛将广大百姓拒之门外，也阻碍自身的发展之路。
很快，部党组决定筹建移动通信局，实行专业化经营，并且直接上马当时最先进的数字移动通信网，以高起点、大规模的建设，加快降低老百姓使用移动电话的“门槛”。而第二代移动通信，使用谁家的设备制式是头号问题。是选择欧洲的成熟度更高的GSM技术，还是美国的性能更佳的CDMA技术，这一决策，融合了技术、市场、经济乃至政治的复杂考量。
在浙江嘉兴试点验证基础上，邮电部党组果断决策——就上GSM！“市场不等人啊，要尽快形成通信能力”。1994年10月，第一个省级数字移动通信网在广东开通。两年后，我国移动电话用户突破千万。
图注：吴基传部长试打GSM电话
出海：红筹巨舰闯香江
通信是典型的规模经济，“大规模大产出，小规模没产出”。蓬勃发展的移动通信事业需要大量资金，而海外上市，通过将发展潜力巨大的移动通信资产海外上市融资来解决网络建设资金无疑是一条上佳的出路。
国企海外上市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名副其实的新生事物，特别是对于国家垄断经营的电信企业而言，由于涉及国家命脉，想要将其剥离出来海外上市，绝对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
随着“九七”临近，国际电信大鳄将目光盯上了香港的主体电信企业——香港电讯。为维护香港电信市场稳定，帮助实现通信主权顺利回归，邮电部受命收购香港电讯部分股权。由驻港的天波公司开始与股东英国大东公司进行多轮谈判与洽商。
此举不仅要冲破很多“禁区”，粗略计算，还需要邮电部借贷上百亿元的资金。为了筹集资金，1997年3月21日，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以红筹股的形式海外上市，担当起搏击国际资本市场、将中国电信做大做强的历史重任。
红筹股是指在中国境外注册、在香港上市、中资控股和主要业务在中国大陆的股票。1997年，国务院经过慎重研究，同意邮电部剥离广东、浙江两省移动通信业务先行上市的方案，其中包括将入网费算作业务收入等政策。上市日期定在1997年10月。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在吴基传亲自坐镇下，一个最多时总数超过600人的上市团队开始开足马力如陀螺般飞快地运转起来。
由于没有任何模式和经验可循，又处在那样一个特殊历史时刻，可以说每一步都很惊险，不容有失，更不容有错。招股说明书和有关上市文字材料摞起来有几尺厚。吴基传最关心的内容是需要承担哪些责任，逐字逐句修改有关条款，并且亲自推动了各方在较高水平上确定了上市股价。就在上市前夕，1997年10月，金融风暴袭击香港。香港汇市、股市、期市到处硝烟弥漫，腥风血雨。正在这种千钧一发的时刻，红筹股巨舰中国电信（香港）红筹股10月23日逆市上市，筹集资金42亿美元。
上市当天，股价大跌近20%。为了给关注首只红筹股的投资人打气，中国电信（香港）在海外上市的“资本运作推手”，时任建行行长、中金公司董事长王岐山专程赴香港参加上市庆祝酒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们对中国电信的未来有充分的信心，因为中国电信的背后有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有一个改革开放逐步走向深入的中国。”
次日，股价反弹突破发行价。3个月后，中国电信（香港）入选恒生指数成分股，股价牢牢站稳12港元之上。0941的代号，被香港股民戏称为“九死一生”。
其后，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完成对全国全部省市区移动通信权益的收购。再经过两次更名，成为了“中国移动有限公司”。
红筹巨舰闯香江，开创大型央企海外上市的先河，使开放的中国通信业直面世界通信市场，与国际一流的同行面对面交流与竞争。正如吴基传所言“上市的目的当然与融资有关，更重要的是推动企业走向国际资本，企业管理走向国际规范。我们是中央企业中第一个独立上市的。后来也为其他央企上市提供参考。”
信息时代来临，互联网高歌猛进
在大力发展基础电信业务的同时，为适应国家信息化建设的需要，电信部门加快数据通信、信息服务等新业务的发展，开办了电子信箱、电子数据交换、会议电视、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等新业务。1994年中国正式加入国际互联网，1995年中国公众互联网的建成标志着中国互联网进入社会化应用阶段。
互联网应用越来越广泛。以电子政务、电子商务、企业信息化等为代表的信息化应用热潮方兴未艾，信息技术、信息网络在各行各业得到了广泛应用，互联网已经极大程度地融入相当一部分人群的衣食住行、工作休闲之中。 为了发展互联网，邮电部专门成立了数据局。我国利用公网提供互联网服务始于1994年，从此，邮电部开始大规模建设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此前，国内已有教育及科技部门两个互联网专用网。应该说，我们看得很准，发力很早，这也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坐拥8亿网民，中美网络巨头各有擅长的一个重要基础。
在上世纪90年代末，网络公司股价一路飙升，形成网络泡沫。泡沫汹涌的时候，似乎一切问题都能在网上解决。当时，邮电部已撤销，其职能由信息产业部与国家邮政局接管。吴基传时任信息产业部部长。在他看来，鼠标毕竟不能替代水泥，图片也无法替代粮食。网上查资料是可以的，但下载不了面包馒头。互联网提供一个虚拟服务空间，但必须虚实结合，以虚带实，以实保虚，互为支撑并发展。
2000年11月，信息产业部在广东南海召开信息化现场会，推介当地教育和制造行业以网络应用推进信息化的好经验。务实推动信息应用的思路有力地感染了通信企业、当地政府，也加速中国移动推出“梦网计划”，帮助第一代中国互联网公司新浪、搜狐、网易等走出寒冬，迎来了信息时代的春天。
互联网走过大型机、PC机、门户网站、云服务几个时代，不断地吸取着各个专业领域的技术，始终发生着重大变化。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兴起之后，互联网影响就更大了，数字经济、平台服务也就应运而生。
互联网压缩了时空，创造了新的经济、社会形态，但其业务周期却非常短暂，一种创新业务的生命周期可能就十年，竞争异常激烈，任何一种新技术新业务都不能包打天下。特别是互联网服务平台化以后，对长期习惯了放号经营的传统电信运营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管道不再是唯一的，别人也可以建了，如今建光纤比当年兰西拉光缆建设要容易多了。
改革中发展 发展中改革
上世纪中后期，电信垄断经营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尽管在各行业中电信发展速度最快，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变化最大，但其背负的批评和抱怨，也是最沉重的。社会上要求电信改革的呼声渐起。
顺应社会的要求，1993年8月，邮电部放开了增值电信业务市场。1994年联通成立，开创从电信这个巨无霸“体”外引入竞争的先河。1998年，新组建的信息产业部按照国务院要求，实施政企分开、邮电分营、电信重组。经过对中国电信两次大刀阔斧的改革重组，到2001年我国电信市场形成固网、移动均有巨头竞争的新格局。2008年，第三轮电信重组，形成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家势均力敌的全业务运营商。此时，我国固定、移动电话用户总数双双跃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电信业走出一条“在发展中改革，在改革中发展”的道路。
以1998年信息产业部组建为标志，通信业拉开了政企分开、邮电分营、电信重组的体制改革帷幕。
图注：吴基传（中）为信息产业部揭牌
市场竞争是一条不归路，昨天还在一个机房的同事，今天已经“各为其主”，改革已经把电信推进了市场。刚刚重组完毕的几大电信集团，不约而同地把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首要任务，启动了管理机制内部转制。
回顾电信体制改革的分分合合，吴基传认为：“改革只是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是促进发展，促进社会财富增长，满足人民的需要。说到底，人民邮电为人民这个宗旨，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变。通信行业就是要把用户真正地摆到主要位置，方便用户消费，并为用户提供服务。”
在规模小的时候，垄断有垄断的历史价值，规模大了就需要专业分开，精细化运营，所以邮电要分家，寻呼、无线要剥离，这是符合行业的规模特性与市场规律的。今天，信息时代大幕拉开，数字经济成为最具创新动能的经济形态，在此背景下，电信业的改革就不能再延续原来简单拆分的模式。
吴基传认为，数字经济是以数字技术和数字知识作为生产要素，以网络作为载体，以数字服务和平台服务作为提高效率、效益的手段，它是一种平台化的服务。而平台服务已经进入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这个时候的电信改革就不是靠简单的分拆了。面向未来，应当深刻把握数字经济的特征、规律，重新定位通信企业的使命作用。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才能深化电信行业的改革开放。
大家说工业互联网是互联网的下半场，由于有了网络，有了平台，工业行业的社会分工会更细，而且和生产的时间、地点没有关系。生产方式的网络化、个性化、智能化，必然对生产关系、管理结构以及网络服务提出新的要求。
展望篇
不忘：为人民服务之初心
吴基传将邮电通信业发展概括为四个十年。每个十年有个主题，第一个十年主题是争取政策，第二个十年是大建设，第三个十年是既发展又建设还开展新业务，第四个十年是从基础设施迈向平台经济，提速降费、普遍服务，搭建“互联网+”的各种平台。
第一个十年是政策上进行准备，国家、各省市区政府给一些优惠政策，利用政策完成了起步工作，包括内部的结算、核算体制的变化。过去政企合一、独家经营，要为改革开放服务，就是争取各种政策，克服大锅饭，调动积极性。第二个十年是大发展的十年。通信手段供不应求，通信技术更新换代，就是如何寻找资源，乘势而上。第三个十年是发展加改革的十年。企业主体多了，相互之间怎么竞争。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深化改革。第四个十年是转型和外延拓展的十年。通信业的内涵扩展为信息通信业，通信网融入互联网，成为全社会和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
吴基传就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信息通信业大跨越的“四个转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中国信息通信业实现了四个重要转变。第一次转变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邮电部转变观念，确立了邮电为经济和社会服务的宗旨，实现了从为党政军服务的工具向社会经济服务并确定了通信是国家的神经系统的重大转变。第二次转变是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信行业贯彻十二大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精神，重点解决打电话难的问题。第三次转变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党的十四大从理论上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机制，通信行业落实十四大精神，实现邮电从适应经济发展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第四次转变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信息通信业继续推进网络强国战略，落实提速降费，加快发展移动互联网、IPTV、物联网等新型业务，为数字经济和智慧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信息通信业何以实现如此波澜壮阔的跨越式发展，吴基传认为，有四条基本经验值得总结。一是依靠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指引，二是依靠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三是依靠科技进步，走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路子；四是依靠全系统广大职工干部的艰苦努力。
牢记：新时代，新使命
蓦然回首，中国通信事业这70多年的发展历程犹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邮电通信业从来没有如此深入地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行业和各领域，从来没有如此深刻地影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
不禁让人感慨万千。在采访过程中，吴部长始终思路清晰，嗓音洪亮，滔滔不绝，不露倦容，时不时露出童真的笑容，不难看出眼前的“老顽童”对中国的通信事业充满信心与激情。倾听他对往事的讲述，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信息通信业的激情燃烧、风云变换如此振奋人心。
时代的脚步不会停止，只会加快。如今，我们即将踏入数字经济时代。对身在通信历史中的每一位亲历者来说，历史是鲜活且值得铭记的，未来则是更为期待的。信息通百业兴，网络强则国强。在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吴部长表示，我们的信息通信事业将承担着建设和支撑网络强国的重要而光荣的新使命。通过回顾历史，从中吸取经验，从更高的角度、更广阔的视野、更长远的历史进程，来把握行业的未来，砥砺前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使中国的信息通信事业基业长青、不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