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即将结束，5G已席卷中国各地。除了各大展会，在运营商营业厅、手机卖场等，普通消费者可以感受到5G扑面而来。
回顾2019年这个5G元年，我们有巨大收获。三大运营商在6月获得5G牌照，在10月正式商用5G。到11月，中国5G手机销量超500万部。中国5G基站到年底将建成超13万个，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城市5G产业进展迅速。
2020年更值得期待。此前工信部通信科技委常务副主任、中国电信科技委主任韦乐平预测，2020年中国将建设超过60-80万个5G宏基站。中国移动预测，5G手机销量将超过1.5亿部。行业应用如5G云VR、5G远程医疗、5G直播等将有序开展。可见，5G正进入规模发展期，给产业带来巨大机会。
但我们也有巨大挑战，运营商并非“喜迎5G”而是“还有些难受”——传统语音、流量业务收入增长乏力，5G建网却面临入场难、电费高、投资大等挑战。尽管各地政府很重视5G，但并不是每个地方政府将这种重视，转化为给运营商足够的、实质的帮助。
如今站在2019年的尾巴上，很多人在思考，该如何抓住2020年的5G机会？我们认为，有三大产业问题业界一定要认清原由，制定明确措施指导行动。
· 第一，针对5G千兆建设难题，政府该给予运营商什么形式的帮助？
· 第二，运营商现阶段是否可以真的依靠白盒小基站缓解投资压力？
· 第三，如何摒弃过去恶性的价格战，真正实现服务与网络的比拼？
问题1：政府如何帮到运营商？
众所周知，运营商建设通信网络一直遇到入场难问题，小区、学校、商圈、地铁等场所，运营商要进入布设网络，经常需要给业主缴纳一笔不菲费用。这个“门槛”阻挠了网络建设速度，也增加了老百姓享受通信服务的成本。
其实我国政府一直在出台红头文件，解决进场难问题。这些文件起到巨大作用，但进场难问题还是存在。近期，中国信通院近期组织专业评测团队开展的专项评测，对十大高铁和十大高效的用户日常的话音、数据和视频业务测试。
“在部分场景，因为入场配合等问题，存在网络质量较低。”对此次调研结果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何桂立如此表示。据悉，部分高校教学楼由于进场困难，室内覆盖仍沿用早期的传统室分甚至没有室分，网络质量普遍差于宿舍；部分高铁站候车厅的屋顶网优施工受阻，网络质量普遍差于属于半公共区域的出站通道。
要知道，5G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面临诸多挑战，包含网络、生态、安全、业务、运营等诸多方面。所以，业界要从多个层面着手，帮助运营商获取更多的支持。
首先，我们要将5G千兆网的建设工作，提升到与建设高铁一样重要的层面。想法决定做法。面临修建高铁的重重困难，中国政府坚持多年巨大投入，最终成就全球最好的高铁网络，变革物流和交通产业，促进全国经济快速发展。
信息产业的“高铁”之一就是移动通信领域的5G。过去几年4G改变生活，中国短短几年建成超过500万个4G基站，孵化了移动支付、直播、短视频、共享单车等多种应用，促进移动互联网经济发展。
而未来5G将改变社会，会进入千行百业，比4G更加重要。所以我们必须重视5G入场难问题。尤其是5G室内网络的建设。
我们应该吸取高铁的成功经验，积极铺设信息领域的“高铁”，充分解决5G入场难、电费高等挑战，全社会携手打造全球最好的5G。欧美很多地方形成小政府，意见过度分散，导致长期的战略难很快执行。中国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建设5G网络上有巨大的优势。
其次，政府给予实质性的帮助。今年以来，我们看到各地政府非常重视5G的发展，督促运营商加速5G建设，发文要求各场所配合。但发文不是命令，涉及到具体的利益，一些业主还是能够找到理由索要入场费。
在5G网络入场建设中，运营商作为企业处于弱势，需要与各场所业主一家一家谈判，解决寻找站点、改造电源等问题。运营商希望能得到实质性的支持。
对此，一些业内人士就建议，政府组织国资企业强力开展建设工作，“啃”入场难的“硬骨头”。运营商则做好规划、招标、网优以及业务开展。这种政府参与的创新模式，甚至是直接的投资，将真正解决运营商建站难问题。因为恐怕没有业主会直接向政府索要“入场费”。
云南省某地政府，就推动下属国资单位积极发展5G站址，再出租给运营商，将5G室内基站建设问题有效解决。
一些地方政府也在行动。
· 在深圳，甚至政府发文明确，除配合建设增加的必要成本和管理费用外，公共场所资源不得另行收取租金。
· 在广州，政府推动地铁为5G建设免费提供了隧道、站台站厅、机房等配套设施，广州政府还在推动公园、风景区、部队、医院、学校等纷纷加入5G免费开放的队列中。
· 在杭州，杭州市政府实施“鲲鹏计划”，对5G行业企业年营业收入达到一定档次或者进行网络改造的企业，直接提供资金奖励或资助。
我们也建议住建部与房地产企业加强沟通，对新建商业建筑开展通信网络前装，从新建初期就解决5G网络部署问题。我们看到，SOHO中国的董事长潘石屹倡议所有房地产开发商提供5G铺设条件，承担起社会责任。
SOHO中国已积极协助运营商将丽泽SOHO等铺设5G室内网络。未来，政府也可以将5G等网络部署情况，作为评价酒店、写字楼等级的关键参考因素。
最后，政府可以帮助运营商减轻电费压力。据统计，三大运营商每年网络运营电费支出共计过千亿元人民币。5G时代，运营商可能要支付更多的电费。经过初步测算，5G基站的电费大概是运营商支付站址租金的十几倍之多。一些业主为基站提供转供电，定价随意且价格高。
而且在5G建设初期，运营商投入大，用户还没上规模，应用不够丰富，所以收入少。所以如果政府能推动电力公司给运营商一些电费补贴或优惠等措施，则可以加速5G这个利国利民的产业发展。
我们看到，江西省政府对超出基准数量的宏基站，按照省、市各50%的比例对电信运营商给予用电支持从2019年到2021年，每个实际运营的宏基站分别给予8000元、5000元、3000元的用电支持。深圳市参照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资助标准，连续三年对5G基站用电给予资助。
问题2：白盒小基站真实价值几何？
今年以来，多家运营商高层表示，建设5G网络面临投资的巨大压力。对此，一些运营商选择推动白盒小基站，实现小基站软硬件解耦，吸引更多的中小企业制造通用硬件，降低小基站成本。运营商也希望借此摆脱对传统设备商的软硬件一体小基站的依赖。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在此前的演讲中分析说，网元设备采用通用的硬件（白盒化），依靠软件的变化，用软件来定义网元的功能，实际也没有那么容易。
从数字安全角度看，传统的移动通信网4G和3G的协议是专用的，5G现在把协议互联网化，网络功能虚拟化。但是，传统运营商的业务是封闭的，协议是专有的，5G面临的数字安全风险比4G大。
从供应安全角度看，邬贺铨认为，过去的设备和硬件基本上都是国产的，而通用的软件硬件是从数据中心这个概念过来的，从技术和供应的角度基本上是依赖英特尔等国外厂家。
“我们抛弃了自己的创新，依赖其他国家，这样安全吗？运营商希望通过硬件设备的白盒化，改变对电信设备供应商的依赖，但也有倒向依赖IT厂商的风险。”邬贺铨表示。
在记者看来，当前提供5G设备的包括华为、中兴、大唐移动、爱立信、诺基亚、三星等多个厂家，竞争非常激烈。相比而言，外国IT企业在PC、服务器等芯片领域处于全球垄断地位。运营商选择推动白盒化，极有可能从依赖A转到依赖B。
而且要知道，国外的IT厂商利润率很高，电信设备商利润率都相对低。IT厂商为了进入通信行业，降低利润率发展白盒小基站，极大可能让自身股价降低，IT企业的高管恐怕只能“走人”了。所以想让IT厂商牺牲自己的高利润造福通信行业，不够现实。
从技术复杂度看，原来电信设备商提供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实现软硬件充分匹配，降低了技术复杂度。如果软硬件解耦后，运营商要投入更多研发人员进行不同厂家的对接。即使方案标准化后，还是存在很高复杂度。
所以，通信硬件的白盒化未来要帮助运营商实现更高的投资回报率，要实现可持续的智能运维，是不可预期。运营商恐怕需要跨过很多“雷区”。
问题3：如何扭转价格战的恶性竞争模式？
除了5G网络建设问题，其实运营商也在关心5G业务的竞争问题。在4G时代，三大运营商都属于全业务运营商，都推出4G服务、宽带接入、专线服务等，面向个人消费者、家庭消费者以及政企消费者。
三家运营商同质化的业务，导致价格战持续不断。比如在宽带业务领域，三大运营商进行了激烈的价格竞争，如0元赠送宽带等，使得多个城市整体家庭宽带套餐价格跳水。
价格战短期有利消费者，但长期看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运营商收入大幅度下降，不得不降低服务能力和网络能力，最终损失的是投资人的利益和消费者权益。
2019年前三季度，中国三大运营商收入同比都下滑，所得利润还不到银行的零头。整个行业收入已经进入负增长阶段。与此同时，运营商却需要万亿元进行5G网络建设，作为央企还要保证收入和利润的稳步发展。借用网上流行用语：运营商真是太难了。
可喜的是，今年各政府部门已经看到运营商的窘况，鼓励产业从提速降费到提速提质转变。而且今年携号转网正在全面开展促进运营商提升网络和服务质量。
此外，三大运营商的5G定价资费类似，有效阻止了以往恶性的价格战，让运营商竞争回归良性，开始比拼网络、业务、服务、品牌等，给消费者个性化的优质服务。
在5G业务方面，5G千兆网未来规模发展后，必然可以孵化很多创新业务，如VR、AR以及高清视频等，期待整个移动互联网产业开放合作，站在不同用户角度，挖掘更多5G价值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