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信奉硅谷精英文化、公平竞争的展讯，联发科采用的是更加凶狠直接的打法。他们找到展讯的大客户，会直接说：你要什么条件就不做展讯了？只要你不做展讯，我什么条件都给你。
这样的事情如果出现在美国的话，就是不正当竞争。像联发科这样一度占据国产手机芯片95%的市场份额，政府是要启动反垄断调查的。
“和台湾企业竞争，总觉得缺少一个力量。我们和欧美企业打仗的时候很舒服。它的成本结构没有你好，第一步它就输了。但跟台湾企业就不一样了，台湾企业的成本结构和我们差不多，这就有点难了，同时从政治上说我们是自家人，甚至可以对大陆企业稍微苛刻一点，也要把台湾同胞吸引回来。地方政府在管理台湾企业的时候，有点投鼠忌器的感觉，怕台湾企业跑了，这就犯了政治错误。”武平坦言。
“要是没有联发科，可能中国山寨手机市场也起不来。因为山寨市场一开始一定是抄袭，而且不经过合格的测试和验证。山寨市场是联发科做起来的，我们也就跟在后面做。但如果山寨是展讯做起来的，也许我们会被整顿。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沾了联发科的光。”
主场之利很重要。美国政府通过WTO谈判，要求中国必须有CDMA，其实是在扶植高通，现在高通成了世界第一大芯片设计公司。韩国扶植本国企业更是举世瞩 目。
而中国虽然制定了很多支持战略性行业的政策，非常好，也具有战略高度，但在具体落实的时候，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根本无法执行。“半导体产业的‘18号文’到底有多少个企业享受过？懂行的人都知道，没有多少。我们是响应‘18号文’回来的，但也没有享受到。反过来，国外都知道中国出了政策，然后人家借此攻击中国，转而保护自己市场，打击中国企业。”
“比如国家的任何一个出口制造企业几乎都有出口退税，但国内设计企业出口芯片的时候就没有了。因为我们不是做生产的，而是做设计的，政府看不到生产线，就不能退税，这还是典型的制造业思维。政策逼得我们卖产品要到海外去绕一圈，因为有人从海外买了产品再出口就有退税。我们是和外资企业竞争的企业，外资企业在中国都有退税的，中国企业反而没有，我们的竞争力一下被吃掉了十几个百分点，这是多大一块利润 啊？”
走过十年，武平如今深刻地认识到，硅谷模式在国内不能简单复制。“在中国，一个技术公司想做大，政策很重要。”毕竟在中国，政府掌握着最多的资源。这就是中国国情。
不惑之年，重头再来。他已在张江注册“上海芯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定位于移动互联网开发应用和手持终端设备的设计。“第一，还是想做一个我自己掌握的公司，它能按照我的长短期规划来运行，直到把它做成；第二，我还是希望做一个对中国产业能产生真正影响的事情，用本地化的投资，最好是把根留在中国。”武平告诉《创业家》，“从公司创办的意义上说，它会和展讯走的路完全不同。”
午夜12点，浦东的滨江大道上空旷寂寞，武平最后留给我们的是一个长长的背影。第二天，他将飞往海 外。
